建国初西南地区的“打虎” 干部携款千万潜逃

新闻中心2019-09-29 22:58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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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地区的范围涵盖今西藏、四川(四川当时被划分为川东、川西、川南与川北四大行政区)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五省市(区),均统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管辖。西南局第一书记为邓小平,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刘伯承。建国初对于当时不少党政干部来说,经过了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,终于取得了胜利,他们中不少人开始放纵自己,各地发生了不少贪污腐化的事件。西南地区亦出现了一些干部追求享乐、脱离民众的现象。

其实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。在1950年初,他就批评部队干部出现的享乐思想:“团以上的干部的思想,不愿驻乡村,不愿到小城市,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”,甚至“有少数女同志架子很大,要从优招待,要住阔气的地方,一般的栈房与仓房不去住,许多还是盛气凌人,随便开支,铺张浪费,甚至有在汉口忘掉了一只火腿,远在数百里外还打电报给她送去。”不少人存在着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没有苦劳也有疲劳”的想法,一些干部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,开始在生活上为自己打算,甚至利用建国初颁布的《婚姻法》,与原来的糟糠之妻离婚,以致其妻子进城大哭大闹,诸如此类的事件当时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
这些现象主要可以归结为浪费与贪污两类。首先是公务机构物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。如在川西区一些贸易部门在商品流转费用方面浪费即达86亿元(旧币,一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),而工业方面一般设备的利用率仅40%。在川北,该区修建公务用房因“计划不周,施工不善”,浪费约120亿元;汽车使用方面,1951年1月至11月的汽油费用即“超支一亿三千余万元”,车辆修理费更是浩大;在印制公文方面,1951年川北区党委与行署印制公文费用即近15亿。在川南区,行署办公厅未经领导同意即“订购捷克轿车十五部”,总开支达25亿,“其中大部分属于浪费”,其他行政办公经费更是如此。如川南公安厅盖一栋办公楼,经初步检查,“浪费一亿六千万元”,厅属劳改处建一个猪圈“即花六百万元”,川南人民银行一副行长去内江检查工作,“十五天内只电报电话费就支出两千三百万元”。省区一级是如此,而作为西南最高领导机构的西南局亦然。1952年1月,西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,当年该局建一栋办公大楼,由于计划不善,“浪费即达十五亿之多”。

在县一级,浪费现象同样严重。据川西邛崃县委报告,不少政府部门大肆挥霍国家财产,如该县公安局长以方便办案为名而擅自动用公款买了一辆摩托车,还振振有词:“买了摩托车,反正没有把钱装在包包(里)头。”经费开支在财经企业部门更是一笔糊涂账。据报道,该县粮食局建粮仓,认为木料买得很便宜,便“盲目的买,盲目的用”,结果买了多少,用了多少,根本不知道。

除了政府部门,军队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。据调查,西南各军区浪费金额均在20亿以上,有的甚至达100多亿。如川西军区汽车修理费超出金额即近25亿;后勤部门的行为更是令人咋舌,竟然用白米来喂猪。据调查该现象还“十分普遍”,“给群众影响极坏”,如川东万县警卫营一年来喂猪的米即达7800余斤,以致某团向老百姓买猪时,卖家还拍着猪屁股说:“你这下子要过好日子了。”一些部队不珍惜枪支弹药,肆意浪费。如涪陵军分区某警卫营为了消耗子弹,竟将全营机枪对天齐发,“浪费弹药无数”。而其他虚报数量、造假账、化公为私的现象在部队更是普遍。

其次是贪污受贿现象较为突出。由于建国伊始,监管制度不健全,以致不少人心存侥幸,大肆以权谋私,侵吞国有资产。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的统计,西南区从1950年1月至7月间,发生了贪污渎职案件2042件,这些人非法盗窃国家财产折合旧人民币110亿元以上,粮食达200吨以上。在川北区,南部、阆中县盐场一次就查出八个贪污犯,岳池地委一个生产管理员,此人尽管还是老干部,但仍然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,竟“携款一千万元潜逃”。这类案例,不一而足。

西南地区出现的种种现象,实际上是建国初全国的一个缩影。这些贪污浪费现象在其他地区表现同样普遍。如据北京市委报告,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北京市属机关与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,发现了贪污分子650人,贪污总计约15亿元。北京市九区一个街道消费合作社23名工作人员“全部集体贪污”,在已发现的650名贪污人员中,最多为财经企业部门,约420名,其次为公安部门,达112人。这些人利用职权,大肆谋私。他们的腐败各有特点,公安人员主要是“赊账不还”,而税务人员和大宗采购人员则主要是接受私人贿赂,“串通私商合伙贪污”;银行、经贸合作社工作人员,则有“造假账和假单据的;有偷票子的,有大秤入小秤出的,有受贿的”;仓库管理人员则主要是监守自盗,变卖国家财产。

为了清理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,1951年12月1日,中共中央作出《关于实行精兵简政、增产节约、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》,正式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、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确定为斗争对象;紧接着,又于8日发出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》,要求各地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反贪污斗争。就此,这次“三反”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。

“老虎”,即是对那些具有较为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者的称呼。之所以将这些人比喻为“老虎”,主要说明这些人危害像老虎一样,“打虎”则有为民除害之意。当时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即可说明“打虎”行动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:“一二三四五,上山打老虎,老虎不吃饭,专吃大坏蛋,大坏蛋,贪污犯……”因为后勤部门掌管钱物,加之监管制度不健全,很容易出贪污犯,如当时中南军区后勤部门向中央递交的一份“打虎经验”中,即有“到处是森林,到处有老虎”的著名说法。这个断言实际上也是当时贪腐现象较为普遍的一个写照。